社会维稳机制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社会冲突事件频发，致使“社会维稳”成为热门话题。随之诞生许多研究，探求最优维稳机制。据研究，中国的社会维稳机制经历了“大维稳”、“小维稳”、“适度维稳”三次转变。对此，本文选择从冲突治理功效的角度对三种维稳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最优维稳模式应当是“他我维稳机制”和“自我维稳机制”的结合体。并着重指出，维稳模式地转型在保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同时，避免了“空巢机制”地出现，即剔除了“无能”或“负能”的社会机制。

从整体格局看，我国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但，各种不稳定因素仍旧存在，社会冲突事件频繁发生。为此，社会各界开始反思现行的维稳理念与机制，寻求并推广最优维稳机制，以期于疏通社会大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弱化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同时，避免“空巢机制”地出现，即剔除“无能”或“负能”的社会机制。唐钧认为，我国的社会维稳机制主要有三种：“大维稳”、“小维稳”和“适度维稳”。这三种机制并非是同时段内共存的维稳机制，其反映了社会维稳机制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

1 社会维稳机制的比较研究

“大维稳”机制中，政府控制着社会维稳，企业、社会、个人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不参与任何体制的提议和制定，社会问题均由政府精英群体协商解决。在此种机制中，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处于极端不平等的位置。在制定决策时，政府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而决策的结果则由企业、社会、个人一力承当，政府免于责难，最多是重启新一轮的循环，修改或重订政策。

该维稳机制的出现更多是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体制不健全、各阶层间沟通不畅，社会问题地解决难以做到广泛地征求各阶层、团体的意见。基于此，政府精英拥有强大的社会权力，对许多社会事务具有最终的话语权，并逐渐形成“寡头统治”。但因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为政府精英群体的分化埋下了潜在的可能性。当精英群体出现分化时，现实性冲突油然而生。这使得民众敌对、紧张情绪长期累积，难以释放，整个社会急需维稳机制发挥“安全阀”的功能，缓和社会氛围。然而，“大维稳”机制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僵化的社会结构阻隔了情绪释放的通道，社会冲突更易爆发。当然，“大维稳”机制也具备一定的正功能：政府精英提高了解决冲突问题的效率，可以在第一时间把握冲突问题，衡量并做出解决方案，将社会冲突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当然，其准确性是值得商榷的。

在“小维稳”机制中，政府主持着社会维稳，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开放，征求社会意见，部分群体与个人可以参与其中。但是，参与主体必须坚持以政府原则性和法律性框架为前提，社会与个人仅起到辅助作用，对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督。

该维稳机制出现于半开放，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中国。在此种社会环境下，部分公民参与到社会决策之中，发挥主人翁作用。尽管成效低微，但至少说明社会体制在逐渐完善。与“大维稳”模式相比，政府精英的社会权力有了适当的削减，部分让渡于社会群体与个人。因为半开放的社会，社会结构还不够灵活，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缓慢，信息沟通渠道有限，况且当时的社会体制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无法做到大范围的沟通与交流。只有部分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流动到精英阶层，成为底层民众的代表，表达着他们的心声。这不仅保证了维稳机制治理社会冲突的效率，同时还提升了决策的准确性。

在“适度维稳”机制中，政府主导着社会维稳。社会冲突问题的治理由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共同协商，不分主次，缺一不可。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社会问题地解决必须要建立在科学管理和风险治理的基础之上，科学知识成为治理社会问题的先决条件，降低维稳过程中的主观效应，强调理性维稳。

“适度维稳”受西方“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影响，而新近诞生的社会维稳机制。该机制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及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地协调，其目标是引导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到社会决策之中，反对政府控制或主持社会决策。很明显，“引导”意味着政府不再起决定作用，社会冲突由社会成员共同解决。基于，科学的管理知识、逐渐完善的社会体制、多元的主体参与、发达的沟通网络使得“适度维稳”成为时下最普遍适用的维稳机制。然而。其缺陷则在于，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越多，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量就越大，信息的异质程度也越高，无形之中会增加决策难度，延缓治理方案的成形。更有甚者，可能会扭曲事实，出现“多数人暴政”，破坏社会体制的公正性。

2 最优维稳机制

由此可见，从社会制度层面看，“适度维稳”是当前最优的维稳机制，可以为维稳行动提供宏观的政策指导。然而，在不背离体制要求的范畴内，个体行动具有很强的自主性。“适度维稳”的局限在于，它无法有效地约束个体的社会行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个体行动与维稳机制的要求会出现冲突。为规避此种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还需建立一套“自我维稳机制”，将外在于个体的客观现实内化，即运用教育、道德、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非正式的社会设置，从内部克制个体行动，减少非理性行动的出现。换个角度看，“适度维稳”模式实质上就是“他我维稳机制”，是从外部约束个体行动，它为社会成员设置了一整套行为规范，迫使人们在此准则下行事。由此可见，最优维稳机制应当是“他我维稳机制”和“自我维稳机制”的结合体，即“适度维稳”与个人自制相结合，共同约束个体的社会行动。

作者：杨学明 阮殿华 马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