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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如果党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信息技术加快了社会分化解构,重构了人际传播管道。随着党员中网民、“数字原住民”比重持续攀升,党员工作生活信息化、网络化、数据化持续加深,传统的党建方式对党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党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降低。传统组织生活方式也难以满足和适应党员群众信息化生活的进程。党必须转变自身建设的手段和形态,发挥统筹协调优势,让“最大变量”变成“最大正能量”。
一些优秀的基层党建工作者最先在实际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给党的工作带来的现实挑战,探索出了“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进一步推广这种党建新创造,必须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深化对“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内涵的认识。
什么是“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
目前,对“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互联网+党建”和“智慧党建”是在信息化发展新阶段,党建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性称谓。它是运用信息化新技术,整合各方资源,更有效地加强组织管理,提高服务群众水平,扩大党在网络世界存在感和数字化影响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新平台、新模式、新形态。
“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是党建数字化、在线化和智能化形态。它将党建工作通过一体化网络平台集成,将纸质内容电子化,线下党建工作及服务群众工作流程化、线上化、数字化,以解决党员、群众与党组织的时空限制,更迅速及时地获取权威的相关信息,更便捷地办理相关组织业务、参加组织活动为基础,通过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实时获取党员和群众对党的看法、需求及趋向,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及时调整党的工作内容和重点,并从网上获取党员群众对调整的意见反馈,循环往复、实时协同,从而更加有效地改进自身建设、服务群众,使党的建设更具时代性、开放性、互动性、民主性,最大限度地激发网络空间的正能量。
“智慧党建”是“互联网+党建”的高级阶段,侧重用大数据分析产生新认识,预测新动向、提供新思路。它是运用互联网每时每刻产生的海量数据和日趋成熟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机器学习,时时、精确、动态把握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群众的需求及党的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通过精准施策,主动推送,流程监督,指数评价,促进党建整体统筹、层级压缩、效率提升和自身优化,达到管理、服务和引领的定制化、精确化、个性化、智能化。
“党建+互联网”“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都属于党建信息化,是不断演化升级的。它们代表着从新的方法、手段到新的工作平台、体系再到新的自动化、智能化党建模式和形态的迭代。“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其主体仍然是党建,重点是党建的时代转型。
“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的性质
“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是我们党在大数据时代主动应对时代变迁的自我转型和自我革新。
它具有政治性。“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姓党。它由党组织领导和主导,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以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导向,遵循党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它具有革命性。主要体现在“四个革命”上。
(1)开放革命。在党建一体化网络平台上,党的各项工作得以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透明化,并实时在线呈现,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可以实时在线监督。
(2)思维革命。它既把以往模糊定性、不可量化的党建活动及其效果系统化、数字化、指数化,变成可操作的定量分析,又促使党建工作者从聚焦因果转变到从更广阔的关联上思考定位、解决党建问题。
(3)身份革命。做好“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领导干部不仅仅应该是党务、业务管理者、决策者,还必须是党建网络平台管理者和数据分析师。
(4)方式革命。它使党建工作由事后处理转变为事中管理,甚至事前预警、引导,并由内在正向驱动转变为外在逆向驱动与内在正向驱动并行。
它具有融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融合”上。
(1)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它并不是要取代线下党建和党的工作,而是将传统的、物理世界的党建的有效做法转变为党建网络系统和应用,弥补新形势下线下党建触角延伸不到的空间和领域。同时,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网上汇集的党员、群众的各类大数据,用分析结果指导网下党建活动,实现优势互补。
(2)局部与整体的融合。包括局部探索形成的党建平台与党建一体化平台的融合,党员和党组织上下点面的融合,党建平台与物联网、移动终端、电视等的融合。
(3)党务与政务、服务的融合。将党、政府和社会各方链接、优化集成在一体化党建平台上,通过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实现信息统筹、定向传输,既能明确责任,防止互相推诿,节约执政成本,寓管理于服务中,又能实实在在地增强民众的获得感。